告别建筑工地,超龄农民工何去何从?

据《工人日报》报道，超龄农民工正在逐步告别建筑工地。目前，全国已有多个地区发文进一步规范建筑施工企业用工年龄管理，上海、天津、广东深圳等地均作出此项要求。

可以看到，各地的要求细则并不相同，体现了建筑业用工方面因地制宜的地方特色。

如天津规定，因特殊情况确需安排或使用超龄建筑工人的，施工单位应当对超龄人员健康证明（有效期为1年）进行核验，并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合理安排工作岗位。湖北黄冈则将进入工地的工作人员细分为三类，在各地规定的基础上，新增了“禁止注册建造师、注册监理工程师年龄超过65周岁的进入项目现场从事施工管理”和“项目副总、技术总工等主要技术类岗位参照注册类管理人员，原则上年龄超过65周岁后不建议参与施工现场技术管理”。

在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的大背景下，超龄农民工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从劳动力市场角度来说，似乎是人力资源的一种自然流动。

然而，也要看到，建筑业农民工就业有其特殊性——流动性较强、从业期往往同项目期一致、用工是分包转包形式。高龄务工人员在用工法律层面的模糊状态（既非劳动关系，也不同于标准的劳务关系），使得超龄农民工的生命安全和相关权益难以得到保障。超龄农民工养老保险难上，遭遇欠薪、拿不到加班费、工伤无法获得赔偿等一系列问题不时会见诸媒体。

此外，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多、露天作业多、手工及繁重作业多等高危特点，超龄带来的体力和意识问题都增加了其工作风险。而施工现场居住条件差、重体力劳动都对老年人健康十分不利。岗位缺口与人员能力不适配，也让建筑行业成了安全事故高发易发区域。

此次进一步规范建筑施工企业用工年龄管理的举措，清除了灰色就业地带，起到了对弱势劳动者群体的保护作用。但也可以预见，将有一些超龄农民工面临着新的生存困境。

高龄加剧了超龄农民工再就业的难度，产业结构转型、新兴产业也挤压着超龄农民工的就业空间。所以，当下超龄农民工何去何从、能否有配套措施予以兜底，也将成为检验管理者决策智慧、行业社会责任感的试金石。

从岗位安排来看，超龄员工不能从事建筑施工作业，而工地其他辅助性岗位，比如保洁、保安、仓管等是不受影响的，施工方可以在能力范围内为超龄农民工提供更为周全的安排。

现实中，对有意愿有能力在城市再次自谋职业的超龄农民工来说，只有少数人拥有小学以上学历或者经过职业技术培训。

对此，各地也需为这一部分人创造更多福利空间，帮助他们打破身份藩篱，加强养老保险异地转移执行。唯有此，他们才能对接到合适岗位，获得稳定收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超龄农民工的另一条再就业之路是返回农村。超龄农民工并非不想退休，只因现实缺少养老的底气和资本。从社会层面来说，在家庭结构小型化、老龄化、少子化的大背景下，很多超龄农民工之所以“老而不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家庭的养老功能不断弱化。他们一些人除了要打工补贴家用，甚至在打工间隙还要承担照顾子女家庭的重担。

由此看来，引导超龄农民工返乡，需要更多的政策倾斜和配套的社会服务支持体系。同时需要各地动员社区服务资源，激活农村丰富的支持和互助资源，开拓新就业资源，缓解这一群体养老压力。

很多进城务工的劳动者保有在农村的耕地以及宅基地，这也构成了超龄农民工可进可退的经济基础。但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加速、户籍改革如火如荼进行，土地带给他们的优势资源可能会持续降低。虽然，近年来农村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但对于超龄农民工来说，还需要更加坚固的土地养老和农村养老保险体系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否则，超龄农民工将会跌入进退维谷的夹缝中，难以在老家安度晚年。

此外，如果就业衔接体系、多元化就业渠道建立完备，在加工制造、餐饮、废品回收、农产品交易等行业，超龄农民工返乡后也大有可为。

可以看到，一些地方已率先做出尝试，为积极引导农民工在“家门口就业”，地方政府面向高龄农民工在县、乡镇、村设立服务性、公益性岗位，也取得了稳就业的效果。

规范建筑施工企业用工年龄管理，只是引导超龄农民工走出职业灰色地带的排名前列步。其后，也要保障好超龄农民工的权益，让他们在发挥余热的时候，能够老有所依。这既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照拂农村老年劳动力的善举。在此方面，各地都需因地制宜，积极推进。

来源：界面新闻